《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以类比为主词重建四大推理系统

一、书籍信息卡

这是一部带有强烈方法论自觉的集体著作。它的核心命题写在主编周山的前言里：西方文化注重演绎，东方文化注重类比；拿西方传统逻辑这把解剖刀去剖析中国的名学、辩学，几十年下来，终究叫人看出它与中国文化类型合不上榫。于是便有了那个疑问：一以贯之注重类比思维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没有逻辑？本书的回答是：不仅有逻辑，而且有多个相对完备的类比推理系统。它选定《周易》、《黄帝内经》、四柱命理、六壬预测这四个系统，逐一从逻辑的角度予以解构与重建，目的是让读者看见类比这一中国传统思维的核心形式，到底有怎样的内部结构。

读罢全书，所得不在术数细节的多少，而在一个视角的转换：《周易》的卦爻、《内经》的藏象、四柱的干支、六壬的式盘，皆可不再视为神秘主义的杂烩，而视为各自拥有对象语言、元语言、推理规则、推断模式与判定方法的类比推理系统。这是一种把哲学思辨落到逻辑分析上的工作。

二、全书结构与四个推理系统的论说次第

全书四篇看似分治，实则共享一个统一的逻辑骨架。每一篇都按同一套次第展开：先追溯该系统形成的文化历史背景，再剖析它的初始符号与对象语言，接着提炼它的基本概念（元语言）与推理规则，然后归纳它的主要推断模式，最后讨论如何提高推理结论的有效性，并作逻辑反思。这种四篇同构的编排，使读者可以在对比中看清：四个系统尽管取象各异，却同属类比推理这一大家族。

这条同构的次第本身就是本书最值得学习的方法论：它示范了如何把一个被视为迷信或玄学的体系，拆解为对象语言、元语言、规则、模式、判定五个层次来作逻辑重建。读者若把这个五层骨架记住，便可以拿它去审视任何一个传统推理系统。

当我们调正思路，将类比作为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法加以考察时，一个又一个具有相对完备性的类比推理系统，跃入我们的视野。这些推理系统虽然都具有类比这一属性，但是各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概念系统，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推理规则。这些推理告诉我们，不仅逻辑是多元的，而且类比逻辑也是多元的。—— P6·前言

三、类比推理的本质与类的观念

全书的理论地基，是对类与类比的重新定位。周山在前言里给出一个干脆的判断：人类的思维活动之所以生动而又富于智慧，是因为每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类型的思维形式；西方人注重演绎，中国人注重类比，就是指在思维实践中演绎成分为主还是类比成分为主。照这个说法，类比不是演绎的退化形态，它与演绎并立，本身就是主导性的思维类型。

那么类的观念从何而来？周山在《周易》篇给出一个精彩的考古学溯源：类观念的摇篮，居然是占筮。从新石器时代海安青墩遗址骨角器上的数字卦，到殷商甲骨、钟鼎上的数字组合，先人把占得的数字按三组或六组刻下；张政烺先生悟出这些奇数偶数的组合正是易卦的前身。关键的一步是归类简化：当一、二、三、四中任何两个数字自下而上相邻书写时容易彼此掺合，先人便按奇偶原则把二、四并入六，把三并入一。

奇、偶观念，作为数的分类，透露了先人归类思想的萌芽。占筮，居然扮演了类观念形成的摇篮这一重要角色。—— P16

这一步归类，把九个自然数压缩成阴、阳两个初始符号。有了阴爻、阳爻，才有八卦、六十四卦，才有对世间万物的分类及其象征类比的逻辑作用。可以说，类的自觉认识，正是华夏先祖跨入符号推理的门槛。

晋荣东在四柱篇则从逻辑学角度给推类下了精确的定义：中国古代所说的推类，就是依照类的同、异关系来进行推论，即以类取，以类予，依据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同类因而存在共性，于是由一类事物推知另一类事物。它包含两个环节——归类（取象比类，定性地考察事物的同异）与类推（把同类中一事物具有的属性推广到另一事物）。

由于这种同类或类同关系并不必然反映事物之间共同的本质属性，而且被推广的属性也并非必然为该物类的所有事物或所有子类所共同具有，因此这样一种依照类的同、异关系所进行的推论，其前提和结论之间就不具有必然性的联系，其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是完全可能的。—— P181

这段话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类比推理本质上是或然的，不是演绎那一路的必然性。它之所以成立，靠的不是形式的保真，而是喻象的恰当与类同的真实。本书四个系统，无一例外都建立在这一或然性根基之上。

四、譬、侔、援、推与取象比类：类比的类型谱

中国传统类比推理并非铁板一块，它有一个由先秦名辩学奠基的类型谱。本书虽以四大系统为纲，但在论述中反复援引《墨子·小取》的譬侔援推，以及《易传》的取象比类、触类旁通，构成全书隐含的类比类型学。

其中最值得展开的是譬与取象比类。任秀玲在中篇明确指出：类喻，在中国古代称为辟（譬），是《墨辩》逻辑术语，即通过比喻进行推理；《墨子·小取》说辟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内经用国家的行政官职形象地比喻五脏六腑——心者君主之官也、肝者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这不只是修辞，是以政制之理类推脏腑之用。

辟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 P68·引《墨子·小取》

取象比类则是内经辨证的核心方法：取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外在征象，与以形正名形成的中医理论概念（证候）相比较，作出类同或类异的判断。类同，即病人的疾病现象与证候中的症状群基本一致，就可以诊断为该证候。这是通过辨认病理征迹，进行证候归类，达到对疾病状态认识和判断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中医辨证施治的实践，都是取象比类的连续运用。

六壬篇吴克峰则把推类追溯到更根本的层面：中国逻辑史经百年研究，将中国古代逻辑的推理特征确定于推类或类比，即以类取，以类予。而六壬系统在其推类过程中特别注重譬，即以类为据的譬谕式推理；惠施所谓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墨经》所谓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在六壬语义系统中影响深远——譬喻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了六壬推理的有效性。

五、类比的结构：源域、目标域与相似性映射

如果借用现代类比理论的术语，可以把本书四个系统的共同结构概括为：一个被借用的源域、一个待推的目标域，以及连接两者的相似性映射。不同系统的差别，主要在于源域是什么、相似性建立在哪个维度上。

周易系统的源域是天地万物之象（自然现象、人事境遇），目标域是所占之事的吉凶。相似性映射建立在卦象的象意属性上：每一重卦的本义出自上下经卦之间的关系，如《泰》下乾上坤象征天地相交，故卦名泰；占问者把所占之事类比为这种天地相交之象，从而推出通泰与否。周山指出：卦辞爻辞所言之事，只是一个样子，读易者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推演开去，这是一种由个别到个别、由个别到一般的类比推理。

内经系统的源域是天地的阴阳五行四时，目标域是人体的生理病理。任秀玲反复强调天人相应：已知春天三个月的气候特征是发陈和天地俱生，把发陈作为类推规则，推及到人（因为天人相应），人的生理功能就具有了志生特征；顺应它，养生方法就应被发缓行、生而勿杀。这是由天推及人、由生理推及养生、又由生理推及病理的三重类比。

四柱系统的源域是五行在四时十二宫中的旺相休囚死与生克制化，目标域是个人的贵贱贫富、生死寿夭。相似性映射建立在一个根本预设上：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类同关系——天地自然有阴阳五行，人也有阴阳五行。晋荣东点明：运用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或预测，于是推究一个人出生时刻的干支所受的阴阳五行之气，再运用推理规则分析，便可从作为前提的四柱类推出命理作为结论。

六壬系统的源域最为独特——它是天体运行本身。吴克峰指出：六壬式的特点是式占，即有一套模拟天地运行的式盘，它以古代盖天说为背景，以北斗和月将在式盘上的左旋右转，来模拟古人世界观中的天左旋地右转的宇宙运动。六壬运算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模拟天体运动来类比人的活动。这是把宇宙当作一个巨大的源域，用人事活动去与之对应。

六、类比与演绎、归纳：中西思维之别

全书反复回到一个根本问题：类比推理与演绎、归纳究竟是什么关系？周山在前言里给出定位：人类的思维活动之所以生动而又富于智慧，是因为每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类型的思维形式；注重于类比思维的中国文化，仅仅用西方传统逻辑的眼光去打量并且仅仅用西方传统逻辑去解读，就难免有舍本逐末的遗憾。

晋荣东在四柱篇把这一区分讲得最透彻。他指出，四柱推理往往给人以能行的、必然的演绎推理的外表，因为推理前提确定、规则明确、过程可操作。其实不然——贯穿由四柱推断命理这一理性思维过程始终的是中国古代的推类思维或者说类比思维，没有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四柱命理推断可以说寸步难行。

差别在哪里？晋荣东归纳出四柱推理相对现代逻辑的四大特征，这四大特征其实也是整个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的特征。第一是类比性：其归类基于喻象的定性判断而非本质属性的精确断定。第二是目的性：四柱推理的前提确定而唯一，但结论随问命目的不同而不同——问富贵、问寿夭、问婚配，会引导整个推理过程选择不同的规则组合；而经典逻辑的有效推理形式则是毫无目的性可言的。

第三是情境性：经典逻辑的有效推理形式是非个体的、无时间性的、非情境化的，渴望囊括一切题材；而四柱的各种推断模式本身不具有超越命理推断这一具体情境的普遍性，仅适用于对个体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的推断，不能用来推断朝代更迭或地震洪水。第四是似真性：四柱推理不具有保真性，是一种非单调的、可废止的推理，也是一种知识缺乏的推理——它完全弃个体的后天人为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境遇等偶然因素于不顾，仅从出生时间展开分析，前提与结论之间更多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四柱推理是一种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原有的结论甚至还会被修改、被撤销。—— P184

这一组对比的好处：它不肯拿西方演绎的尺子去贬低类比（嫌它不合规格），也不把类比硬抬成演绎，而是把类比作为一种独立推理类型的内在逻辑，刻画得清清楚楚。吴克峰在六壬篇末尾补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就逻辑的根本观点而言，不能认为世界上只有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唯一逻辑，而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中间不存在逻辑；判断标准还是看其是否具有方法论的工具性。这是对逻辑多元论的明确申张。

七、象意文字：类比思维的文字学根源

周山在前言里提出一个颇具原创性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就在中国的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体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或称会意字）。

每一个象意文字的延伸义，又往往都是类比思维的结果。一个陌生的象意文字，你可能读不出它的音，但是从它构成的两个单体字的形与义，可以揣摩出它的意义。……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必然。—— P5-P6·前言

这个文字学的论证，把类比思维从一种思维偏好，提升到了文明基因的高度。它解释了为什么《周易》要以象尽意、为什么汉字文化圈天然亲近类比。周山在《周易》篇进一步把这一原理用于卦象与文字的对照：六十四重卦与八经卦之间的关系，如同象意文字与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

他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需》卦的下卦为乾、上卦为坎，乾为天，坎为水，天上之水为雨；在农耕社会人们最需要风调雨顺，故卦名需；更难得的是，卦名需字亦为上雨下天。究竟先有需字后有下乾上坎这个重卦，还是先有这个重卦然后依象造出需字，无法确定；但二者结构的一致性，显示了经卦与重卦、象形字与象意字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这是把文字学与卦象学打通的一个范例。

理解了象意文字这一根源，就能理解为什么本书四个系统的初始符号都带有强烈的喻象色彩：周易的阴阳爻源自数字的奇偶归类，干支的甲犹草木破土而萌，内经的肝犹罢极之本、心犹君主之官，六壬的青龙白虎本是星名。这些符号都不是抽象的变元 A、B，而是携带着丰富内涵的类概念——它们的抽象是有限度的，与所代表的类集合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涵联系。

八、《周易》类推的七条规则与四种推断法

理论落到操作，首先要会据卦推理。周山把《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基本规则归纳为七条，使人们据卦推理的思维活动具有了一定的规范性和完备性。这七条规则之间互相渗透、补证，正因如此，这一符号推理系统又往往给人以深邃玄秘之感。

在七规则之上，《周易》类推有四种基本方法。一是据象推理：直接依据卦象爻象所象征的事物关系作出判断。二是据辞推理：依据卦辞爻辞的例说内容来推断。三是象辞结合推理：卦象与卦辞爻辞互相印证，这是最常用的方法。四是援引推理——周山特别标举这一种：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左右，进入了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的时代，人们渐渐撇开占筮程仪，直接援引《周易》中的相关内容如卦象、卦辞爻辞决疑解难。

援引推理的逻辑意义在于：它把《周易》从占筮工具书提升为思维工具书。当不再依赖随机得的变爻，而是直接以某卦某爻的义理来类比当下处境，《周易》才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可反复援引的类比资源库。这正是后来儒家解《易》、道家演《易》的共同起点。

卦辞、爻辞所言之事，只是一个样子，读易者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推演开去。这是一种由个别到个别、由个别到一般的类比推理。—— P24

九、《黄帝内经》类推的六种方法与五大模式

任秀玲把《内经》的类比推理方法归纳为六种，每一种都是可操作的思维步骤，而不是空泛的原则。

其中最核心、最可操作的是司外揣内。它有清晰的四个步骤：第一步，以形正名——规范一组特征现象形成概念（如心者生之本、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第二步，取象比类——把病人的症状体征与各类证型规范的症状群比较，作出同类或不同类的判断。第三步，模式推类——将已知证型的病因、病位、病性类推于未知疾病，按已知处理未知。第四步，疗效检验——推理是否合理准确，由疗效来检验和证实。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临床认知程序。

在六种方法之上，《内经》还提炼出五大类推模式，每一模式配一组推理规则。精气类推模式有本原、运动、气化、中介四规则；阴阳类推模式有对立制约、互根互用、交感互藏、消长、转化、自和、平衡七规则；五行类推模式有相生、相克、制化、胜复、相乘、相侮、母子相及诸规则；四时类推模式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规则；藏象类推模式有在体、其华、开窍、相合、在志、在液、藏神、在色、在味等规则。

这五大模式的实用价值，在于它们都是可直接套用的诊断—治疗模板。以五行相生规则推出的治法为例：滋水涵木（滋肾阴养肝阴，治肝阳上亢）、益火补土（温命门火暖脾土，治脾阳不振）、培土生金（健脾生气补肺气）、金水相生（滋养肺肾之阴）。以五行相克规则推出的治法：抑木扶土（疏肝健脾）、培土制水（健脾利水）、佐金平木（滋肺阴清肝火）、泻南补北（泻心火补肾水，治心肾不交）。这些至今仍是中医临床的常用治法。

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P70·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十、四柱推理的四种模式与八字推演步骤

晋荣东把四柱命理推断重建为一个逻辑系统，给出明确的可操作流程。首先是排八字：把出生时间转化为由干支符号系统表示的年、月、日、时四柱（八个字）。注意三个边界：年份以立春为一年之始；月份以节为界限（本月节前用上月干支）；子时横跨两天，夜半前用上一天，夜半后用后一天。

排出八字后，按《渊海子平》的分工确定分析起点：以日干为主，取年为根（祖上）、月为苗（父母兄弟）、日干为己身、日支为妻妾、时为花实（子息）。日柱天干是整个八字结构的核心。然后选择推断模式。本书归纳出四种主要模式，每种都有固定步骤。

十神是日柱天干类推法的关键工具。它以日主为参照，由生我（正印偏印）、我生（伤官食神）、克我（正官偏官）、我克（正财偏财）、同我（比肩劫财）五种关系，再加阴阳同性异性之分，共得十种关系。十神还可以落实到六亲网络：正印为母、偏财为父、正财为妻、官煞为子女、比肩为兄弟。这样，八字的五行生克就转化为对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关系的推断。

书中给出了完整的推演实例。例如某男八字丁酉、壬子、丁卯、甲辰，问父母寿命：先还原为五行，确定日主丁火冬死、正官偏官两旺而日主自身衰弱；取时干甲木（生我之正印）为用神扶持日干；再分析六亲——卯辰东方会生甲木正印故印旺有气，而偏财酉中辛金偏处一隅没有根攀，于是得出母长寿、父早丧的结论。整个推演环环相扣，每一步都标注了所用规则编号，是一种相当严格的逻辑重建。

五行提纲。凡看命排下八字，以日干为主。取年为根，为上祖财产……取月为苗，为父母……日干为己身，日支为妻妾……时为花实，为子息。—— P162·引《渊海子平·看命入式》

十一、六壬排课的形式系统与九宗门三传

六壬系统是四个系统中形式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吴克峰把它明确分为三部分：排课的形式系统（语形）、占断的语义系统、与占断相结合的语用系统。排课系统仅仅在于推出系统而没有赋值解释，因此它是六壬的形式化的系统。

排课有固定的四步流程。第一步定正月时与正日时：根据月建确定月将、根据占时确定干支，按月将加时排出地盘与天盘。第二步十干寄宫：把十天干统一寄于地支（甲寄寅、乙寄辰、丙戊寄巳、丁己寄未、庚寄申、辛寄戌、壬寄亥、癸寄丑；卯午酉子四正不寄），以便排出四课。第三步确定三传：用九宗门方法取初传、中传、末传。第四步确定天乙阴阳贵神所在及十二神将在天盘的顺布或逆布。

九宗门可变化出 720 种静态课式，可以视为六壬类比系统基本推理规则的变形规则。吴克峰强调，涉害法中天盘之字顺行寻找地盘本家，是同类相归的过程；其回归行程遭遇克者，正是天人类比的差突——寻找这种类比差突是六壬类比逻辑系统的重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逻辑学在探究事物及思维发生发展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

排课之后进入语义与语用系统，核心是找准类神。吴克峰给出明确的取用规则：求官，责官星及龙常；求名，则文书及龙雀；求财，则财神、青龙。而青龙要落于子、亥两位才为吉，因为青龙在中国文化中是借指官财的，而青龙要依水而生、借水气而升腾。这就是譬喻式推理在六壬中的具体运用——类神取用的恰当与否，直接决定推理的有效性。

凡课须兼看类神，如求官，责官星及龙常。求名，则文书及龙雀。求财，则财神，青龙。—— P222·引《御定六壬直指》

十二、提高类比推理结论有效性的方法（四系统汇总）

类比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这是它的本性，不是缺陷。关键在于：如何把这种或然性控制到可接受的范围？本书四个系统各自给出了一套提高有效性的方法，汇总起来构成一份相当完整的实践指南。

任秀玲提出的参验思想尤其值得重视，它源自《韩非子·八经》：言会众端，必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把事物的各种情况、各个方面相互参照、比较，然后加以分析验证。这与现代科学中的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异曲同工。中医的参验，是把四诊信息与季节气候、地理环境、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进行参照比较，所有证据相互验证，保证辨证结论准确无误。

符验思想来自《荀子·性恶》：凡论者，贵有辨合，有符验。荀子以辨合、符验为喻，强调一种认识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任秀玲把它具体化为：中医所选用的推理模式，应符合疾病规律——外感发热性疾病，选用六经辨证还是卫气营血辨证，要看哪种模式符合该病规律，疗效来检验。

四柱篇则贡献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自觉：面对同一八字可能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如纪晓岚六侄与家奴之子同八字而一寿一天），晋荣东坦承四柱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更多只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这种统计相关性是否真实反映了出生时间与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还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给予支持，仍然面临着知识缺乏的困境。这种诚实的态度，正是提高有效性讨论的前提——承认限度，才能恰当地运用。

十三、金句精选（逐字摘录，均标页码）

以下金句逐字摘录，页码照录；它们分别浓缩了本书在文明类型、类本质、类比结构、中西之别、文字根源、方法论自觉等层面上的核心洞见。

西方文化注重演绎，东方文化注重类比。—— P5·前言

不仅逻辑是多元的，而且类比逻辑也是多元的。—— P6·前言

每一个象意文字的延伸义，又往往都是类比思维的结果。……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必然。—— P5-P6·前言

奇、偶观念，作为数的分类，透露了先人归类思想的萌芽。占筮，居然扮演了类观念形成的摇篮这一重要角色。—— P16·周易篇

卦辞、爻辞所言之事，只是一个样子，读易者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推演开去。这是一种由个别到个别、由个别到一般的类比推理。—— P24·周易篇

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P70·内经篇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夫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 P68·内经篇引《素问·生气通天论》

中国古代所说的推类，就是依照类的同、异关系来进行推论，即以类取，以类予……其前提和结论之间就不具有必然性的联系，其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是完全可能的。—— P181·四柱篇

四柱推理是一种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原有的结论甚至还会被修改、被撤销。—— P184·四柱篇

六壬运算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模拟天体运动来类比人的活动。—— P187·六壬篇

就逻辑的根本观点而言，不能认为世界上只有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唯一逻辑，而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中间不存在逻辑。—— P215·六壬篇结语

譬喻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了六壬推理的有效性。—— P209·六壬篇

十四、关键术语表（18 条）

十五、关键术语的取向与过来人的几句实话

从全书反复出没的几个术语，已能看出作者的方法论取向：推理与类比两词贯穿始终，演绎、归纳出场寥寥——这不是疏忽，是全书刻意把类比从演绎的附庸位置上独立出来，作为讨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词。系统、规则二词的高频，则见出作者对逻辑重建的执着：他不泛论思维异同，要的是为每一个传统推理系统搭出对象语言、元语言与规则的可分析骨架。核心术语已列在前一节，这里就本书的成就与限度，说几句过来人的实话。

过来人的几句实话

依我看，本书最大的功劳，是把类比从"演绎不发达之替代品"的轻视里捞了出来，还它一个有自身结构、自身规则、自身判定标准的独立身份，又拿四个传统系统当样本，把它的完备形态一一摆开。逻辑多元论这个主张，在这里不再停在口号上，落成了一套套可动手拆解的系统重建。

话也得说回来，有几处限度要交代。头一桩，书中对类比推理有效性的讨论，整体偏弱。四个系统都认账：类比结论是或然性的。可这或然性到底怎么精确刻画（是概率？是似真度？还是某种非单调逻辑？），书里没有给出形式化的工具。晋荣东坦承四柱前提与结论之间更多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却没有做任何统计检验；吴克峰提出六壬可否公理化的设想，也只能俟诸异日。

第二桩，剥离迷信这件事做得不彻底。周山在前言里明说要区别逻辑系统本体与被扭曲之躯、剥离神学迷信外衣，可落到四个系统的重建上，哪些成分是逻辑结构、哪些是迷信附着，界限时常模糊。尤其四柱与六壬两篇，推理的精巧摆足了，对其前提（出生时间决定命运、天体运行决定人事吉凶）却少有盘问。读者须明白，治术数学亦非容易，江湖术士百伪一真——本书提供的逻辑重建，并不能反推这些系统的前提为真。

第三桩，四个系统各自成篇、各自精彩，偏偏缺一章统合的文字，把它们放到同一张桌上，比一比源域、目标域、相似性映射、有效性判定的异同。这是个遗憾，也是后来人还能接着做的地方。

十六、阅读结论与一句话精华

把全书读完，我给它一句实在话：这是一部叫中国逻辑史研究换了一套眼光的书。它不再拿西方传统逻辑去解剖中国名辩，而是认下类比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主导形式，并把这一形式在周易、内经、四柱、六壬四个系统里的完备结构一一摆开。它的四篇同构（背景—符号—规则—模式—判定—反思），是一副可复用的逻辑重建模板。

对今天的读者，这本书的用处有三。一是给了我们一副看传统的新眼光：术数、医理、占筮不再一律斥为迷信，它们是可以作逻辑分析的推理系统。二是示范了一条跨学科的路子：把逻辑学、考古学（数字卦）、文字学（象意字）、天文学（六壬式盘）、医学（藏象）打通来研究思维。三是替逻辑多元论说了话——如今人工智能、认知科学重新盯上类比，这层申张更见分量：类比不是演绎的劣化，它是人类（尤其是中华文化）认知世界的一条根本路子。

读这本书，读的不只是四个古系统，更是一种把先知而后行落到实处的治学姿态：先搞清楚类比这一思维形式的内部法则（知），再去看它如何可操作地运用于周易、医、命、卜（行），最后诚实地承认它的限度。